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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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故事

 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故事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无          最近看了一本畅销书,名字叫做《遇见一些人,流泪》,这里就为大家找到了一些名人的。     它是一本人物小记,它说,世界上最动人心的东西,其实就是人的命运。翻读这本小说,不管是李叔同、三毛,还是诗人普拉斯、画家潘玉良、歌手科恩等等。他们的生命是多么的伤感,孤独是多么的深刻,情感又是多么的软弱,他们的爱与恨和他们的作品一样,让人爱怜,让人惊叹。     而看完这本小说之后,我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:如果当初他们的爱情,是那样的一种路径,如果当初他们没有遇见,如果没有相爱,又会是怎样呢?但其实生活告诉我们,爱,没有如果。     所以,今天我想要选读这本书当中的一些故事,真实的故事,和你们来分享“爱,没有如果”。     第一个故事来自沈从文和张兆和。     2003年2月16号,93岁的张兆和躺在病床上,有人拿着那个为她写过“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,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”这样美丽的文字与她共度了55年生命的男人的照片,给她看。     “你认识他吗?”     她说,“好像见过。”     然后,她又说:“我肯定认识!”     但那个时候,93岁的她,已经说不出他的名字,就在那个春天,她溘然长逝。     让我们从1906年2月的故事说起。     留日学生姚洪业、孙镜清回到中国,他们四处奔走,募集经费,筹办了“中国公学”。     1929年4月10号,中国公学在上海正式开学,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之一,孙中山、宋教仁、蔡元培曾任董事。     1929年9月,胡适担任上海中国公会校长,沈从文由徐志摩介绍,受聘到中国公学,主讲现代文学选修课。     像沈从文这样一个从湘西大山里走出来,只有一张小学文凭,从军队退伍之后,只身闯荡上海,没有任何背景的年轻人,会被聘为大学的讲师,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。但是,胡适,近代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,他看中的只有一样东西,那就是沈从文的才华。     1929年9月,是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。他     他做了充分的准备,不但写好了教案,还提前置备了新衣裳。为了不迟到,他还特意花了8块钱包了一辆黄包车去学校,而此次讲课的报酬,只有6块钱!     由于当时的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小有名气,当天慕名来听课的学生早已挤满了教室。     一走进教室,看着下面坐得满满当当的人,沈从文吓了一跳,本来准备好的开场白,突然卡壳了。2分钟过去了,他没能开口;5分钟过去了,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。众目睽睽之下,他竟呆呆地站了近10分钟!此时,整个教室鸦雀无声!在讲台前面,有一位刚从预科升入大学部一年级的女生,名叫张兆和,见沈从文如此狼狈,她也不敢抬头看他。漫长的10分钟静静地过去了,沈从文终于抬起头来说道:你们来了这么多人,我要哭了。学生们笑了,张兆和也笑了,他们用善意和宽容的笑声,打消了他的惊惶。     张兆和当时在中国公学英语系读书,沈从文在国文系教学,因为沈从文的名声很大,张兆和经常来旁听。     张兆和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,她的福气张冀牖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挚友,并在当地创办了乐益女子中学。当时的苏州城,流传着“苏州城四朵奇葩”之说,说的就是张家的四个女儿元和、允和、兆和、充和这四位多才多艺的名门闺秀。     张兆和当年18岁,皮肤有点黑,活泼俏丽,被仰慕和追求她的男生称为“黑牡丹”。兆和顽皮地把一封封求爱信编成“青蛙1号”、“青蛙2号”。留存起来,一个都不理睬。但是有一天,她收到一封信的时候,却愣住了。     这封信,竟然是她的老师沈从文写的。     为了向张兆和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,不善言辞的沈从文拿起了笔。    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学,情书这种古老的传情方式,在校园内盛行。从1929年12月开始,短短的半年时间里,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几百封情书。几乎每天都要写好几封信:     “我曾做过最可笑的努力,极力去同另外一些人要好,到别人崇拜我,愿意做我的奴隶,我才明白,我不是一个首领,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服侍我,却愿意自己做奴隶,献上自己的心,给我所爱的人。我说我很爱你,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代替,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。”     “你不会像帝皇,一个月亮可不是这样的,一个月亮不拘听到任何人赞美,不拘这赞美如何不得体,如何不恰当,它不拒绝这些从心中涌出的呐喊。你是我的月亮,你能听一个并不十分聪明的人,用各样声音,各样言语,向你说出各样的感想,而这感想却因为你的存在,如一个光明,照耀到我的生活里而起的。”     “我不仅爱你的灵魂,也爱你的肉体。”     情书写好以后,沈从文让一个好友代为传递。这位好友出于好奇,每次在送达情书之前,都要先拜读一下。“这个情书才叫真正的情书,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好的情书。”这位好友由衷地说。     每天收到几封情书的张兆和也十分焦急,一方面,她是倾慕沈从文的,不然,她不会作为一个英语系的学生,经常到中文系去听沈从文的课,但是,她毕竟是一个学生啊,老师对学生的这种追求该怎么接受呢?更何况,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,还那么大。     在沈从文执着的追求下,张兆和不知道该怎么办,她想到校长胡适,于是有一天她拿着情书去了胡适的家。张兆和说:“你看,他是我的老师呢!写这样的信给我算什么样子?”她想不到的是,原以为校长会为自己主持正义,谁知道他根本不站在自己这边。胡适竟然这么回答她:“沈从文没有结婚,他向你追求那是正当的事情,你同意不同意,当然你有你的自由。”     这个话,张兆和听了已经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,没想到胡适还接着说:“你的父亲是我的同乡,我也认得他,你要不要我去跟你的父亲讲一讲?在、     张兆和气得不得了,拿了信就走。但其实呢,她心里,已经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了。与胡适会面之后的几天里,张兆和又收到了沈从文的情书。这一封信,竟长达6页。     正是这封长信,深深地影响了张兆和,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:     “看了他这信,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,还是用文字装点的,我总像是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于不幸中的难过。但他着不顾一切的爱,却深深地感动了我,在我离开这世界以前,在我心灵有一天知觉的时候,我总会记着,记着这世上有一个人,他为了我把生活的均衡失去,他为了我,舍弃了安定的生活而去在伤心中刻苦自己。“     1932年7月,张兆和从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回到了苏州。沈从文决定亲自来苏州看望张兆和,并向张家提亲。盛夏的中午,没有一丝风,阳光晃眼,街上极少行人。沈从文在烈日下匆匆赶路,他来到苏州九如巷的张家大院门前,敲开了张家的大门。门房拉开门,看着这位陌生的人。他说,他想见张家三小姐。看门人说:“三小姐不在家。”     听到张兆和不在,站在阳光下的沈从文有些失望。这时,张家二小姐允和从门口路过,她一眼就认出来,这位年轻人就是当时文坛上小有名气的作家沈从文。张家二小姐上前说:“沈先生,请进屋来坐,三妹到图书馆看书去了。”沈从文不知所措,过了好半天,才吞吞吐吐地说:“我走吧。”然后,他留下了自己的旅馆地址,转身走了。     沈从文回到旅馆,正在心烦意乱的时候,听到了两声轻轻的叩门声,打开门一看,门口站着的正是他苦苦等待的张兆和。     沈从文在苏州停留了一周,每天一早就来到张家,直到深夜才离开。在这期间,张兆和终于接受了沈从文的感情,长达3年的情书追求有了一个美满的结果。但是生性腼腆的沈从文却没有当面向张兆和的父亲提亲。7天后,沈从文返回青岛,才写信给二姐张允和,让她去征询父亲对这桩婚事的意见。张兆和的父亲思想开朗,在张兆和的婚事上,他自然不会强加干涉。在得到父亲的明确意见后,张允和来到邮局,给沈从文发了一份电报。那封电报的内容,就一个字:“允”。允,就是张允和的允,一个意思是表示父亲允许了,另外一个意思呢,是她的名字。一个字的电报发出去了,张允和却觉得不放心,她担心沈从文看不懂,就给沈从文发去了另一份电报:“乡下人,来喝杯甜酒吧!”     1933年9月9日,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的中央公园举行了婚礼。他们没有正规的仪式,新房也十分简陋寒酸。     婚后,张兆和随沈从文去了青岛,在新婚的甜蜜时光里,沈从文创作了著名的《边城》,小说里“黑而俏丽”的翠翠,就是以张兆和为原型写的。     有一年,沈从文回到湘西探望生病的母亲,在路上,他又为张兆和写了许多情书,张兆和也给他回了信,这些信里,他叫她“三三”,而她叫他“二哥”,后来汇集出版了,书名叫《湘行书简》。     在《湘行书简》里,他们用简单的语言写着绵绵的思念:     张兆和:“长沙的风景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,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?为了这风,我很发愁,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,有了风,还把心吹得冰冷。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我的。”     沈从文:“三三,乖一点,放心,我一切都好!我一个人在船上,看什么总想到你。”     3年后,抗战爆发了。     1938年,沈从文离开了北京,去了西南联大任教,张兆和留在北京照顾孩子。     面对现实困窘的生活,再美的诗也会退下颜色。     分离的日子,他仍然和她通着信,这时的书信后来汇编成了《飘零书简》,然而,《飘零书简》早已不复当年的《湘行书简》。在张兆和的信里,柴米油盐的琐事成了写信的主题。     由于他们两个人都不是善于理财的人,没有什么积蓄,分居两地,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,生活十分困难,于是,她开始在信里说沈从文不知节俭,“打肿了脸装胖子”,“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”。     而沈从文这时候开始对张兆和的感情,充满了疑虑与猜疑,因为张兆和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离开北京去和他团聚,但是她并没有。他由此怀疑张兆和不爱他。     沈从文似乎一直很自卑,而张兆和,从来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,她好像一直都没有真正地理解过他。在沈从文声名大作时,张兆和经常看他的文章,不经他同意就动笔修改他的语法,一度让沈从文不敢让她看自己的文章。沈从文深爱着她,但是他一直感到沉重的压力。“一看到妻子的目光,总是显得慌张而满心戒备”。     沈从文患上了忧郁症,他去清华园疗养了两个月。这两个月,张兆和没有去陪他,也没有去探望过他。     沈从文患上忧郁症的那好几年的时间里,他和张兆和分住在北京的两个地方。沈从文每晚去张兆和那里吃晚饭,他们的晚饭,大部分时间是冷冰冰的豆渣、馒头,所以,有人说,这个女人实在是有些冷酷。     建国后,沈从文被郭沫若批为“桃红色文艺”、“反动”,沈从文不但要面对众人的冷眼,还要面对张兆和的抱怨:你为什么从不积极向上?不向新中国靠拢?     沈从文当年认识的那个明媚青春的旁听女生,此时已是一个心里充满怨恨的家庭妇女。     沈从文彻底崩溃了,他在家里喝下了煤油,割开了自己的手腕,他的家人没有发现,还是一个堂弟发现了他。陷入昏迷的沈从文不停地说:“我是湖南人——我是凤凰人——”     沈从文曾经伤心流泪,张兆和的二姐,张允和写过:     有一天,张允和去看望沈从文,正在她准备告辞的时候,沈从文突然喊住她:“莫走,二姐,你看!”     他从鼓鼓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,又像哭又像笑地对张允和说:“这是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。”     他把信举起来,面色羞涩而温柔。     张允和说:“我能看看吗?”     沈从文把信塞进口袋里,手紧紧地抓住它。     张允和看着他,正觉得好笑,沈从文突然吸溜吸溜哭了起来,一个近七十岁的老头儿,突然哭得像一个孩子。     1985年,沈从文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,说到“文革”中打扫女厕所的事情,女记者忍不住拥住他的肩膀说:“沈老,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!”没想到的是——当时83岁的老人,竟然突然抱着她的胳膊,嚎啕大哭起来。     “他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,什么话都不说,就是不停地哭,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。”那么,在那几年,张兆和,他的妻子,有没有给他一个肩膀,让他可以抱住痛哭?     沈从文去世后,被葬在故乡凤凰。他的墓旁边,有个小石碑,画家黄永玉引他的话刻下了:“一个战士不是战死沙场,便要回到故乡。”     而他的妻子,也终于在他去世之后,理解了他:“很多年后,张兆和在整理完《从文家书》之后,在后记中写下了一段话——     “从文同我相处,这一生,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?得不到回答。我不理解他,不完全理解他。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,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,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,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。过去不知道的,现在知道了;过去不明白的,现在明白了。”     “太晚了!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,不能发掘他,理解他,从各方面去帮助他,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!悔之晚矣。”     此时张兆和她懂了,但沈从文他早已经走了,一切都没有办法再重新来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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